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內則腐敗貧困,外則列強環伺,處於風雨飄搖,國將不國的窘境;這時,一所學校誕生了,它就是後來的清華大學。大家都知道,清華的開辦經費主要來自「庚款」,也就是清廷敗於八國聯軍,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中由美國退回,做為指定用途的那筆錢。

    清華學校,最初隸屬於外交部,校長之上,還有幾乎是美國人操控的「董事會」。所以,校內洋人的地位高過國人,英文的重視遠過國文,職、教員為了享受優渥待遇,仰承「董事會」鼻息,是學校裡的普遍風氣,這時的清華,是一所帶有濃厚帝國主義氣息的學校。經過羅家倫校長、梅貽琦校長的努力,以及進步師生的奮鬥,清華結束了外力的操控。在同樣一間學校,教師研究學問、教書育人,學生讀書求學、增長知識,想到的是中國之貧弱,在於學術的落後,非急起直追不可。讀好英文,為的是掌握至關重要的學習工具;而科學,不論自然科學抑或應用科學,則是國家富強的必要手段,尤需努力追求。

    「科學」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態度。理解現代的科學概念,可以運用於各種學問。現代的科學當然來自西方,深入認知西方文化,是清華學術教育中的重要部分。我們想起了國學研究院成立之初,經由胡適推薦,王國維來到清華,他頭戴瓜皮小帽,一付遺老打扮,卻是對西方哲學有著深入認識,奠下了治理國學的厚實基礎。梁啟超說:「(王國維)先生之學,從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之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少年喜譚哲學,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甚治,然于學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從事於個別問題,於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已守殘之蔽。先生古貌古飾,望者輒以為竺舊自封畛,其頭腦乃純然為現代的,對于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牴拒。」梁任公的話,對「科學」做了精闢的闡釋,多少也說明了在學術追求上,清華呈現的方向。

    梁任公在學術上的成就,頗遜於王國維與陳寅恪,但在開啟民智的工作上,成績無人可及。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都是在閱讀飲冰室主人的著作中成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梁任公到歐洲一遊,眼見戰後社會問題重重,足證西方文化並非盡善,中國傳統文化若得以發揚,正可以濟其不足。這項重責大任,任公是寄望於青年的,他熱情洋溢地說道:「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祖宗的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青年之中,任公特別著眼於清華的學生。他說:「我還要向清華諸君說幾句話,我希望諸君對於國學的修養,比旁的學校學生格外用功。諸君受社會恩惠,是比別人獨優的,諸君將來在全社會上一定占勢力,是眼看得見的。諸君回國之後,對於中國文化有無貢獻,便是諸君功罪的標準。任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若這樣便有影響,我們把美國藍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幾十位來便夠了,又何必諸君呢!諸君須要牢記著你不是美國學生,是中國留學生。如何配叫做中國留學生,請你自己打主意罷!」梁任公對清華青年的殷殷期盼,正是每一個清華學生應該知道,並且牢記的。雖是是千斤重担,也是寶貴遺產。

    強國必須強身,學生在校,求學之外,亦需鍛鍊體魄。清華更是將此一理念落實於校園之中,制定了關於體育運動與軍事操練的若干具體辦法,諸如下午一定時間,關閉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宿舍等,要求學生走到戶外,活動筋骨等。

享譽國際的政治學者,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蕭公權,民國七年(1918)進入清華,他在回憶錄中述及清華的學生生活,說明清華特別注重體育,其主要目的不在訓練少數運動選手而在普遍地培養學生的體力,用以矯正中國讀書人文弱的積病。學生每天清晨要做十五分鐘的體操,學生平日的體育課程及格方能畢業,測驗通過的標準不高,如百碼快跑十四秒,自由泳二十碼等,通過者方能遊學。兵操課程是另一個特點,教官王賡先生畢業於西點軍校,學生拿著木質步槍,仿照美國西點軍校的格式,操練時也顯得「軍容壯盛」。北京各校慶祝第一次世界大號終止的遊行,清華學生全體參加,一色的服裝,整齊的走伐,引起觀眾特別的注意。蕭先生說:「這些重視身體發育,培植尚武精神的教育措施,與中國宋明以後的傳統觀念幾乎完全相背。平心而論,這正是整治中國讀書人文弱的對症藥,未可厚非。」對於清華的重視體育和兵操,仍然是十分肯定的。

    兵操逐漸淡去,體育在卻愈顯重要,這應是體育教授馬約翰先生的貢獻。著名的生物學家,也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湯佩松(1917年進入清華學校),學生時代是清華校園內的風雲人物,因為他「能文能武、多才多藝」,文指說得一口好英文,武指會打球。湯先生在清華教師中念念不忘的是馬約翰老師,他認為在那時及以後,不論學習和工作中,能夠克服許多困難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展現的優良競賽作風、態度和精神,是和在清華八年間的強迫性體育制度分不開的。他也說道,體壇巨師,馬約翰教授的培養起了極大的影響。這裡所說的「競賽作風」,指的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這兩個字,比湯先生年輕七歲,也是清華校友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作了簡要的解釋:Sportsmanship指主動遵守比賽規則,己所不欲勿施予對方,不搞小動作,服從裁判的裁決,不計較勝負始終全力以赴。Teamwork指隊員各守崗位,各盡全力,密切配合,不存個人突出之心,處處顧全大局。他又說:「這兩條其實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全和發展的基本精神,體育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實踐來培養和鍛鍊這種基本精神。」他還說:「這正是清華人之所以為清華人的精神內容。」

    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前校長威廉.鮑溫(William G. Bowen)著書呼籲菁英學校應對校際體育進行控管和改革,他說:「我們可以透過比賽學習生活經驗,如團隊合作、嚴守紀律、不屈不撓。遵守規則和接受有悖於自己意願的事實。」又說:「每所菁英學校的學生都應該培養這樣的品格,在比賽中學習體育的精神,享受運動的樂趣。」這些觀念,八、九十年前,已經瀰漫在清華的校園中,說明這種精神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也是歷久彌新,應該繼續倡導,大力發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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