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大概是近代中國史家中學術名聲最為響亮的一位。余英時先生說：「陳寅恪先生（1890-1969）是本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史學家之一，這是五六十年來學術界所公認的。自從他1925年應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以來，他的天才和博學便不斷地在學術界傳播了開來，使他早在中年時代已成為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余英時又說，陳寅恪是一位道地的學院型人物，他的學術權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而這所謂的「四大支柱」，余先生指的是：一、博通多種古典語文如希臘、拉丁、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中亞和中國邊疆文字；二、他對西方古典文化的親切瞭解；三、他所掌握到的與史學有關的輔助學科遠比同時一般的史學家為豐富；四、最使學術界心折的自然還是他在中國文獻資料的掌握方面所達到的驚人的廣度和高度。（見余著〈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載《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7年）也就是說，陳寅恪是一位能夠博通多種古典語文，親切瞭解西方古典文化，掌握多種輔助學科，加上對中國文獻的熟悉既深又廣的歷史學家。我們可以說，陳寅恪的天才與博學，只能用「驚人」兩字來形容，想一想這四大支柱的任何一條，對任何一位歷史工作者來說，都是至為不易的事，陳寅恪同時兼有四者，真是太了不起了。
陳寅恪真的很了不起。你可以看到，他把問題談得很深，他是不談史書中呈現的表面現象，而是談這樣的現象是怎麼會出現的；你再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運用最基本的資料，經過嚴謹的論證，作為他所提出的重要概念的有力佐證；你又可以看到，他提出來的這些原因的解釋，往往是最能反映時代特色的重要概念，而且是用一種結構或模式來呈現；你還可以看到，他是怎樣進入到人們的心中，有憑有據地展現出人物內心的幽微。你不信嗎？請你一讀下列有關唐太宗與魏徵的論述：
古今論唐史者往往稱道太宗、魏徵君臣遭遇之盛事，而深惜其恩禮之不終，以為此僅個人間之關係，實不足說明當時政治社會之情況及太宗所以任用魏徵之用心也。今試發其覆，以供讀史者參考。
舊唐書魏徵傳雖稱徵是鉅鹿曲陽人，北史徵父長賢傳亦言其為魏收之族叔，就表面論，似徵為山東之高門，此不過南北朝隋唐時代矜誇郡望之風習耳。然據元和郡縣圖志載魏收墓在恒州鼓城縣，且言「後魏、北齊貴族諸魏皆此邑人也。所云鉅鹿曲陽人者是也。」但同書載魏長賢墓在澶州臨黃縣，新書宰相世系表以徵為館陶魏氏，高達夫詩又謂魏郡北有徵舊館，則是徵父墳墓及己身所居皆與魏收葬地并不相近，新表之言甚得其實。依此推論，則徵家不可視為後魏、北齊貴族諸魏之舊門，可以無疑也。明乎此，則太宗所以任用徵之故始可瞭解。太宗雖痛惡山東貴族（見唐會要叁陸氏族門及新唐書玖伍高儉傳等），而特重用徵者，正以其非山東舊門，而為山東武裝農民集團即所謂山東豪傑之聯絡人耳。在太宗心目中，徵既非山東貴族，又非山東武人，其責任僅在接洽山東豪傑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以供分合操縱諸政治社會勢力之妙用。苟徵之行動踰越此種賦與之限度，則必啟太宗之疑忌，自不待言也。史言徵薦杜正倫為相，而正倫者出自山東之盛門，則徵監視山東貴族之作用消失，轉有聯合山東社會文武兩大勢力之嫌疑。侯君集者，兩唐書本傳雖不詳載其家世，只言其為武人，然周書貳玖北史陸陸俱有君集祖植傳，又新唐書柒貳中宰相世系表侯氏條亦載其祖植為周驃騎大將軍肥城公，與周書、北史相同。後來出土之侯植墓誌稱植曾賜姓賀屯氏（參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貳叁及李宗蓮懷明珉精舍金石跋尾等），復與周書、北史所載符合。是君集與太宗俱屬六鎮胡漢關隴集團，史言其才備將相自非偶然，徵竟與之相通，則是總合當日東西文武三大社會勢力，而己身為其樞紐，此為太宗所甚不能容忍者，幸其事發覺於徵已死之後，否則必與張亮、侯君集同受誅戮，停婚仆碑（見新唐書魏徵傳）猶是薄懲也。觀徵自請招撫山東，發一書而降徐世勣，先勸建成討平劉黑闥，因於其地深自封植，建成果從其策。及建成不幸失敗，又自請於太宗，親往河北安喻其徒黨，能發之，復能收之，誠不世出之才士。故建成用之以籠絡河北英俊，太宗亦用之以招撫山東豪傑，其個人本身之特點固不應抹煞，但如歷來史家論徵之事功，頗忽視社會集體之關係，則與當時史實不能通解，故略辨之如此。至若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之不悅者，蓋太宗沽名，徵又賣直，致斯結果，本無可怪，然其事僅關係個人，殊微末不足道矣。
說到唐太宗與魏徵，我們常會想到那是君臣關係的典範，臣子盡諫諍之責，君主有納諫之量，君臣之間互相敬重，真是歷史上的美談。我們又會想到，魏徵死後，唐太宗說的那句有名的話：「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真是佳人佳話，永為後世稱羨。但是，這些都是見於歷史記載的表面現象。這些現象並不是假的，也不是後人揑造的；只是人世間的情況十分複雜，十分微妙，唐太宗與魏徵兩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這樣簡單的幾句話所能涵括殆盡。
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究竟呈現怎樣的複雜而又微妙的關係？我們要從史書 的記載去做深入的探討，要想辦法把兩人之間的關係梳理清楚，作出表述。那就讓我們看看陳寅恪是怎樣做的。
陳先生首先要說明的是魏徵究竟屬於那一個集團？也就是為魏徵做定位的工作。魏徵是山東人，但是歸於「山東貴族」？還是「山東豪傑」？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也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如果魏徵是山東貴族，陳先生的文章就寫不下去了，而正史中的有些記載，魏徵與北魏高門魏收同族，正是山東貴族，那怎麼辦呢？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證明這樣的記載是不正確的，是後人「矜誇郡望之風習」所致，不是原先的籍貫所在。陳先生的做法是提出有力的證據，指出魏徵之父的墓地與他自己的居地，證明與魏收等昔日魏氏高門的地望不符。因之可以斷定魏徵不是屬於「山東貴族」，而是「山東豪傑」。這是一段小小的考證，我們細讀這段文字，可以讓我們對於「考證」是怎麼一回事，有了一點初步的了解。同樣的方法，陳先生也用於對侯君集出身的考訂上，將侯君集定位於「六鎮關隴胡漢集團」。當然，這個考證對於陳先生的立論，也是至關重要的。
陳先生的立論為何，你讀過之後，一定可以清楚說出，這裡不必再談。可以一說的是，陳先生所說「停婚仆碑，猶是薄懲」指何而言？我們看看《新唐書．魏徵傳》是怎麼說的：「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孅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徵長子，娶公主）昏，而仆所為碑（徵死，太宗為他作碑），顧其家衰矣。」在同書〈魏徵傳〉最後的「論贊」，還有這麼幾句話：「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遂行。」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到，後世史家認為唐太宗對魏徵的不滿，不是只有一點點而已。
陳先生怎麼談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他不寫人人知道的表面現象，而是作深入的探究。他提出「山東貴族」、「山東豪傑」與「六鎮關隴集團」這幾個重要的概念，說明許多表面現象都是來自這幾個集團間的互相作用。陳先生非常重視這些概念，他強調：「忽視社會集團之關係，則與當時史實不能通解」。他又運用資料，作為證據，考訂重要人物的地望，決定他們的出身，即可運用在這些概念之中。最後可以一說的是，陳先生對於唐太宗的心裡，特別是對魏徵的態度，作了一些探討，也對「停婚仆碑」之事，有所交待。
在這裡我們沒有看到陳先生博通的多種外國語文，瞭解的西方古典文化，掌握的許多輔助學科；我們看到的只是陳先生對於傳統典籍的熟悉，以及思辨的精細與理解的深刻。這些，就足以讓我們對陳先生的功力欽佩不已了。不是嗎？
這段資料，摘自陳先生所撰〈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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