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日，中國時報的社論橫跨整個版面，它的標題：「總統先生，你的選擇是什麼？--台灣正面臨關鍵的時刻」，看了讓人心頭一震。社論寫道：「今年是民進黨創黨二十周年。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台灣民主先輩在圓山飯店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歷史文件顯示，二十年前的組黨籌備係由已故的傅正先生大力促成。傅先生雖然不是出生於台灣，且曾於威權氣氛濃厚的政工幹校任軍職，卻毅然投身台灣的反對運動，獻身台灣民主改革。他在其『臨終遺言』中寫道：在歷經戰亂與高壓統治之後，『四十年來，我在台灣，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這是何等高貴的理想、何等堅貞的情操！」讀到這裡，想起我與傅先生的一次談話。
民國六十四年，我到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書，認識了政治系的傅中梅教授。因為我們都住新店，坐校車，轉公車，經常遇見，初則寒暄，繼則隨便聊聊。沒多久，他說：「告訴你，我就是傅正。」我說：「你就是傅正？那可是久仰大名啊！」有一次，他問我：「你讀過《中國通史簡編》這書嗎？我最近在小發財車上販賣的盜版書中買了一部，真是好看，看得我都放不下來。」我說：「我當然知道這部范文瀾寫的書，我也很喜歡，我讀的時候，也是一直讀，一直讀，放不下手。」他說：「還有沒有像這部書一樣好看的歷史書？」我說：「沒有。在我看來，這是眾多寫中國歷史的書中，最好看的一部，可惜沒有寫完，只到五代為止。」
印象中，有一次讀到一位日本學者的文章，談到他認為最好的三本「中國通史」類的書，他舉出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錢穆的《國史大綱》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思勉的書，我大概翻過，已全無印象；錢著《國史大綱》當然是一本備受推崇的通史著作，但以閱讀經驗的愉悅來說，是不如范著《中國通史簡編》的。因為我很喜歡范著《簡編》，對此一說法印象很深，但是何人所說，文章刊於何處，則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了。
1985年，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唐宋史研討會，見到以研究封建社會著名的大陸學者胡如雷。會下閒談，不知怎麼，談到這部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我說：「這部書我很喜歡，但近年來接著寫的宋史部份，讀起來完全不是相同的味道，范文瀾的助手，終究不是范文瀾。（按：范文瀾於1968年過世。）」他說：「這部書是不應該接著寫下去的，接著寫下去，就是成語中的『狗尾續貂』。」
《中國通史簡編》究竟是怎樣一部書？這裡不做介紹，我就選一段來讀讀，看看范文瀾怎麼寫歷史。這是完整的一段，講隋文帝，有一點長，因為全書篇幅不小，寫到五代而已，就有四冊之多。
厲行節儉政治
隋文帝感到自己得國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心，力求所以保國的方法。他得出兩條保國法。主要的一條是節儉。他教訓太子楊勇說：從古帝王沒有好奢侈而能久長的。你當太子，應該首先崇尚節儉。其次的一條是誅殺。他假託年幼時，相面人趙昭曾秘密告訴他說：你將來該做皇帝，必須大誅殺才得穩定。他實行節儉，因而對民眾的剝削大為減輕。他實行誅殺，因而豪強官吏不敢過分作惡，也就有助於節儉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這兩條貫注著他的全部行政，《隋書》說他「躬節儉，平徭賦，倉廪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宴如也」。史家這種褒辭，難免有溢美之處，但也不會離事實太遠。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對將近三百年亂局的結束是有重要意義的。
從輔政時開始，隋文帝便提倡節儉生活，積久成為風習。當時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飾帶只用銅鐵骨角，不用金玉。皇后獨孤氏是鮮卑大貴族。隋文帝要通過獨孤氏，收攬宇文氏以外的鮮卑貴族，因而畏懼獨孤后，讓她參與政權，宮中稱為「二聖」。獨孤后性妒忌，不許妃妾美飾。隋文帝曾配止痢藥，要用胡粉一兩，宮中找不到胡粉。又曾找織成的衣領，宮中也沒有。獨孤后的妒忌，倒也助成了隋文帝的節儉生活。
皇帝躬行節儉，是改善政治的一個根本條件，隋文帝具備這個條件，在行政上得以有力地推行下列三事。
獎勵良吏—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詔褒揚岐州刺史梁彥光。後來又褒揚相州刺史樊叔略，新豐令房恭懿。五九一年，臨潁令劉曠考績為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五九六年，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績第一，賜帛三百匹，佈告天下。舊制，京城內外長官都有公廨錢，放債取利息。五九四年，下詔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級分給職田，停止放債擾民。州縣官直接治民，隋文帝採取獎勵良吏，給田養廉等措施，雖然官吏未必就此向善稱職，但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對民眾還是有益的。
嚴懲不法官吏—隋文帝對待臣下極嚴，經常派人偵察京內外百官，發現罪狀便加以重罰。他痛恨官吏的貪污行為，甚至秘密使人給官吏送賄賂，一受賄賂，立即處死刑。他的兒子秦王楊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宮室，被他發覺，勒令歸第（禁閉）。大臣楊素勸諫，說罰得過重。他說，皇子和百姓只有一個法律，照你說來，為什麼不別造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按法律懲罰。六○○年，他發現太子楊勇奢侈好色，廢黜楊勇，立楊廣（隋煬帝）為太子。他依靠一些左右親信，當作發覺臣下罪過的耳目，這就使得他不能不信讒言、受蒙蔽。楊廣奢侈好色，至少同楊勇一樣，只因善於偽裝，獨孤后、楊素都替楊廣說好話，終於奪得了太子的地位。楊素廣營資產，京城和京外大都會，到處有他的邸店、磨坊、田宅，家裡有成千的上等妓妾，又有成千的奴僕，住宅華侈，式樣模擬皇宮，隋文帝還以為楊素誠孝，信任有加。隋文帝憑個人權術，察察為明，功臣舊人，多因罪小罰重，殺逐略盡，剩下一個最兇狡的楊素，恰恰就是助楊廣殺害他的奸人。吏部尚書韋世康請求退休，對子弟說，祿不可太多，怕多就得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得辭官。這說明當時朝官，有些不願冒險作官，有些不敢進忠言招禍，能作大官並取得信任的人自然只能是楊素一類的奸人。隋文帝考核官吏，嚴懲貪污是必要的，但考核流為猜忌，嚴懲流為苛刻，那就無益反而有害了。不過，由於他執法嚴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懼，貪污行為確是減少些，對民眾還是有益的。
改良統治術—隋文帝對待民眾比較寛平。五八一年，制定隋律，廢除前朝酷刑。民眾有枉屈，本縣官不理，允許向州郡上告，最後可上告到朝廷。窮苦人雖未必能到朝廷上告，但在對待官吏極嚴的當時，也多少起些保護民眾的作用。五八三年，又刪削刑條，務求簡要。五九二年，下詔：諸州死罪囚，不得在當地處決，須送大理寺（最高司法機關）覆按，按畢，送尚書省奏請皇帝裁定。五九六年，下詔：死罪囚要經過三次奏請才行刑。隋文帝往往小罪重罰，在朝廷上殺官員，對民眾犯死罪，用心卻是平恕。六○○年，正是他晚年對待官吏更嚴、誅殺尤甚的時候，齊州一個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參等七十餘人去京城，行至滎陽，王伽對李參等人說，你們犯國法，受罪是該當的，你們看看護送你們的民夫，多麼辛苦，你們於心安麼！李參等謝罪。王伽遣散民夫，釋放李參等，約定某日都來到京城，說，你們如果失約，我只好代替你們受死。到期都來到，不缺一人。隋文帝聽了很驚異，召見王伽，大為嘆賞。又召李參等携帶妻子入宮，賜宴後宣布免罪，並且下了一道只要官有慈愛之心，民並非難教的詔書，要求官吏學王伽，以至誠待民。《隋書》說他留意民間疾苦。五九四年，關中饑荒，他派人去看百姓所用食品，是豆粉拌糠。他拿食品給群臣看，流涕責備自已無德，命撤消常饍，不吃酒肉。他率領饑民到洛陽就食，令衛士不得驅迫民人，遇見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馬避路，好言撫慰。道路難走處，令左右扶助挑擔的人。他這些表示，在帝王中確是罕見，因為他深知要鞏固政權，首先必須取得民眾對自己的好感。
這段文字，描述隋文帝的施政風格，我們讀了，應該對隋代的這位開國君主，有了十分鮮明的印象。范文瀾用什麼方法，可以把君主的施政風格，讓讀者印象鮮明？我們不妨看看這段文字的結構，從故事、叙述與評論三個方面，略作分析。
這段文字之中，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應該是幾則故事，尤其是小官王伽押解囚人李參到京城的經過，這是十分感人的故事。文章最後，五九四年的兩件小事，也有故事的性質，同樣感人。至於他痛恨官吏貪污，秘密給官吏送賄賂，官吏受賂，即處死刑，也是故事，卻是一則讓人覺得嚴酷的故事。范文瀾把隋文帝待百姓相當寛厚，對官吏則十分嚴厲的作風，藉幾則故事，清楚呈現，大家讀了之後，留下印象。這就表示，這些「故事」，不只是有趣而已，重要的是它呈現了一定的「意義」，對於我們認識那個時代，或認識那個歷史人物，很有幫助。范文瀾寫歷史，善於運用故事的資料，取得很好的成果。
這段文字的主要部分是叙事，要把隋文帝如何施政、成效如何，加以陳述。范文瀾怎麼做呢？首先，他將許多的事情歸納成厲行節儉與改善政治兩大類，後者又分為：獎勵良吏、嚴懲不法官吏和改良統治術等三項重點，再分別加以描述。如果我們問：撰者是用什麼方法來描述？也就是問：撰者選取怎樣的材料？運用怎樣的寫法？從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范文瀾寫史的個人特色了。就選材來看，范文瀾儘可能選取一些有趣的事來寫，他用教訓太子的話，以及畏懼獨孤后來寫節儉，這些都有故事的性質，讀來都覺得有趣。他用皇子和百姓只有一個法律，以及韋世康請求退休，對子弟們說的話，來寫嚴懲不法官吏，也可以說是生動的故事，讀來也覺得有趣。相反的，如果所選的材料只是表面的叙述，例如獎勵良吏，只記年代、良吏的名字與制度規定，由於十分簡要，讀來難免枯燥。
評論是這段文字中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評論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採用前人的議論，另一則是自己的見解。前者如文中兩次提到《隋書》，而且還援引了一段。從這一段引文中，不只是讀到唐初史家對隋文帝為政的主要評論，還可以看到傳統史書評人論事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范文瀾所說：「史家這種褒辭，難免有溢美之處，但也不會離事實太遠。」這樣的一句話，對於不熟悉傳統史籍的我們，在理解傳統史書的記述方式上，有很大的引導作用，我們不能輕忽。他自己的評論，那就更多了。第一段中間，撰者說：「他實行節儉，因而對民眾的剝削大為減輕。他實行誅殺，因而豪強官吏不敢過分作惡，也就有助於節儉政治的行施。」這是他的評論。這一段的最後，撰者又說：「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對將近三百年亂局的結束是有重要意義的。」也是他的評論。我們甚至可以說，范文瀾在每一段的最後一句話，都可以看作是他綜合這段資料所下的一個評論。例如，第二段的最後：「獨孤后的妒嫉，倒也助成了隋文帝的節儉生活。」是評論；第三段的最後一句：「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對民眾還是有利的。」以及第四段的最後一句：「貪污行為確實減少些，對民眾還是有益的。」也是評論，就是最後一段的最後一句：「因為他深知要鞏固政權，首先必須取得民眾對自己的好感。」同樣還是評論。而且我們還可以清楚看到，范文瀾的論點是非常一致的，都是在於隋文帝對民眾的照顧，此一論點是可以與傳統史書的評論相呼應的。
有人會說，范文瀾這樣寫歷史，不是太主觀了嗎？沒有錯，又是說故事，又是做評論，怎能說是不主觀呢？問題是，寫歷史一定要很客觀嗎？寫史者的個人情感與好惡一定要儘量避免，甚至完全禁絕嗎？我認為寫歷史當然要客觀，但所謂的「客觀」，指的是寫史過程中，必須儘量地嚴謹：資料要蒐集得儘量齊全，證據的使用要儘量充分，論證過程要儘量細密等等，而不是指寫史的人不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與意見。我們可以再想一想，范文瀾的評論是全無依據的個人臆測？還是有憑有據的合理論斷？我認為應該屬於後者。再說，范文瀾的評論要點在於隋文帝對待百姓很好，他有一顆照顧百姓的心，這樣的論點，今天讀來，有價值嗎？我們也應該想一想。在我看來，這樣的論點是有價值的，尤其在今天。
但是，范文瀾並沒有一味稱讚隋文帝，在他的筆下，隋文帝是一個複雜的人，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隋文帝對待官員的態度，不只是過於嚴苛，而且有失公允；他用技巧手段控制臣下，結果卻被技巧手段更高的臣子所控制。范文瀾寫道：「隋文帝憑個人權術，察察為明，功臣舊人，多因罪小罰重，殺逐略盡，剩下一個最兇狡的楊素，恰恰就是助楊廣殺害他的奸人。」就是對隋文帝的負面評論。有正有負，構成了對歷史人物的全面評論，這也是一個精彩的例子。
此外，我們還可以注意一下范文瀾的文筆。范文瀾寫的是白話文，是一種用字很精練，偶爾還會出現對仗句法的漂亮白話文，容易閱讀之外，更值得我們欣賞。文辭之外，筆法也是十分高明，跌宕轉折，總是會照應到各個不同的方面，明明是朝著負面寫去，「不過」兩個字一出現，就扭轉了方向，又歸結到正面的論述，也很可以讓我們欣賞。
最後，回到小官王伽和囚人李參的故事。我每次讀到，無不動容，特別是隋文帝的那句：「只要官有慈愛之心，民並非難教」的話，更是深受感動，幾乎為之哽咽。我問過清華大學中國歷史課上的學生：「你們聽我唸這段文字，覺得很感動嗎？覺得感動的請舉手。」不少學生立即舉手，清楚表達了他們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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