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歷史:名家論述選讀之十一(陳垣)

 

 

談到中國近代的史學大師,大家都會舉出王國維、陳寅恪,也不會忘了錢穆,但與陳寅恪齊名,並譽為「史學二陳」之一的陳垣援庵先生,就不太為人們記得。如果說看了嚴耕望的《治史答問》,知道有「史學二陳」之說,但因之而去讀援庵先生的著作,並從中得到讀史的好處,為數恐怕不多,這是一般的情形。如果,我們追究一下大家不讀援庵著作的原因,可以發現,他的書難讀,就好像王國維的著作很難讀,所以現在讀的人已經很少了,這是其一。援庵先生晚年,口頭上對馬克思史學的擁抱,以及對自己過去成就的否定,讓人深感遺憾,這是其二。但是,儘管著作難讀,但援庵先生在近代史學上的卓越成就,卻不容否認,其為近代史學大師的地位,並未有所動搖。蕭啟慶教授撰〈推陳出新的史學家陳垣〉一文,(載《新史學》十六卷三期,20059月)即做一全面的介紹。蕭教授指出:「陳垣致力於中國傳統史學的現代化,並運用現代化的考證史學方法,開闢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及元史等研究範疇,貢獻甚大。」對於這樣一位近代史學大師,我們應該有一點認識,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讀一點他的作品,當然我們知道不容易,內容與文字都有一定的難度,我們卻相信,閱讀這樣的論述,可以見識到「大家」的「手筆」,必然有助於對歷史學的認識。

 

雲岡石窟寺之創築者為沙門曇曜。曇曜不獨為石窟寺開山的創始者,亦為石窟寺譯經的創始者。曇曜《續高僧傳》有傳,他所譯者為:《大吉義神咒經》二卷;《淨度三昧經》一卷;《付法藏傳》四卷。《大吉義神咒經》,至今猶存。惟《淨度三昧經》及《付法藏傳》至七百三十年智

撰《開元釋教錄》時,已稱闕本。《付法藏傳》今亦不存;今所存者,為《付法藏因緣傳》六卷,亦雲岡石窟寺沙門吉迦夜所譯。吉迦夜當時係以曇曜所譯本為底本,而從新改譯,又在目上加「因緣」二字也。自吉迦夜譯本行,而曇曜譯本遂廢。以今存曇曜譯《大吉義神咒經》推之,曇曜所譯,較為樸僿,不如吉迦夜譯之文采,亦未可知。此與筆受人極有關,吉迦夜譯筆受人為劉孝標,孝標固南朝著名文學家也。

凡曾讀過《文選》中〈廣絕交論〉及〈辨命論〉的,沒有不知道劉孝標。劉孝標名峻,以字孝標行,平原人。《梁書》、《南史》皆有傳。他既是南朝人,如何會在北魏都城外雲岡石窟寺作譯經事業,此事說來極有趣,從前人多未注意。

我們若是單據《梁書》,不見得孝標曾作和尚。《梁書》本傳卷五十說: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南史》作劉寶)

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終夜不寐。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所謂宋泰始初者,泰始五年(四六九)也。泰始五年,為魏皇興三年。《魏書.獻文紀》:皇興三年「五月,徙青州民於京師」,峻之被徙,當在此時。但《南史》(卷四九)《峻傳》叙此事尤詳。《南史》稱:峻本名法武,父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兄名法鳳,則峻本名法虎,《南史》避唐諱,改虎為武也。《南史》又稱:峻徙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是峻曾出家為僧,與吉迦夜譯經,當在此時。唯《開元釋教錄》說吉迦夜譯經在延興二年(四七二),以泰始五年八月推之,延興二年,峻方十一歲,文學未必甚優。但吉迦夜譯經多種,未必一時譯成。峻之逃奔江南,《梁書》、《南史》均謂在齊永明中。據《文選.重答秣陵沼書》,李善注引峻自序,峻之逃還江南,實在齊永明四年(四八六)二月,斯時峻已二十五歲矣。八歲被略,至二十五歲,在魏凡十八年。此十八年中,正峻在魏都(今大同)讀書及譯經時也。《南史》又稱峻奔江南後,始「改名峻,字孝標」。其在魏時,名並不顯。但今《開元釋教錄》稱孝標

稱法武,蓋根據《大唐內典錄》,《大唐內典錄》蓋根據道慧《宋齊錄》。其所以稱孝標

稱法武者,蓋從孝標改名以後追稱之也。

孝標逃還江南後,有兩大著述:其一為《世說新語注》,引書一百六十餘種,至今士林傳誦。其一為《類苑》,一百二十卷,隋唐三志皆著錄。南宋末陳氏撰《書錄解題》時,始說不存。以今日觀之,孝標之注《世說》及撰《類苑》,均受其在雲岡石窟寺時所譯《雜寶藏經》之影響。印度人說經,喜引典故,南北朝人為文,亦喜引典故。《雜寶藏經》載印度故事,《世說》及《類苑》載中國故事。當時談佛教故事者,多取材於《雜寶藏經》,談中國故事者,多取材於《世說新語注》及《類苑》,實一時風尚。《南史》稱: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及峻《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其博洽見忌如此。其根底全植於雲岡石窟寺為沙門時也。

或疑孝標在魏都,雖有十八年,然魏都文化並不高,孝標雖勤,何從得書。不知魏時文化雖甚鄙野,然孝標被略至魏,正魏孝文振興文教之時,中原圖籍,必漸搜集,雲岡石窟寺新建,梵漢經典,正好貯藏。以今吉伽夜與孝標所譯諸經無一不存之例例之,則古剎保存經籍之功實大。

雲岡石窟寺今雖荒僻,然鐵路未通時,其荒僻較今日何止十倍。故雲岡雖有冠絕一時之雕刻,然見於文人題詠者絕少:《全唐詩》中,僅有宋昱一詩(第二函第七冊)。直到明萬曆末年(一六二零),始有吳伯與一詩,今刻石窟寺西階下。又到清朝,然後有朱彝尊、曹溶、胡天游等,或因游宦,或因游幕,偶然至此題詠。胡天游詩有「野客定難攜屐到,山禽猶自戀人啼」之句 (見道光《大同縣志》二十),其荒涼景況如此,想不到北魏在恒安建都時,雲岡之熱鬧又如彼也。然則文人之到雲岡者,實以劉孝標為第一人,注《水經》之酈道元當為第二人,其著作皆有名於世。可惜《雜寶藏經》能因佛藏而存,而《類苑》不能借佛藏而存也。

孝標之卒,據《南史》在梁普通三年(五二二),年六十。

 

這篇文字錄自〈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一文(原載《燕京學報》第六期),該文原本不長,這裡所錄幾乎已是原文的大部份。我們在讀它的時候,應該注意到的是撰者的一句話:「此事說來極有趣,從前人多未注意」。這時,我們要問:「極有趣」的事,指何而言?何以前人多未注意?從這裡出發,試著進入援庵先生心中,看看他所說的有趣之事,究竟為何。我覺得撰者看到劉孝標走過這麼多的地方,是有趣的事。孝標從平原(今山東省茌平附近)到中山(今河北省定縣),從中山到桑乾,即代都(今山西省大同),再從北方逃奔江南,他在二十五歲之前,到過這些地方,而且是長途跋涉,必然十分艱苦。劉孝標的名字,也是有趣的事,他原名法虎,因避唐諱(李淵祖上發跡者名李虎),改為法武,但此名何以不顯,可以作一解釋。劉孝標的成學,更是有趣的事,他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固然動人;但真正學問精進,緣於他出家為僧;當然這也與佛寺之中,各種經典圖籍收藏甚豐有關。而劉孝標學問之特色,在於所知極為博洽,所以能夠為《世說新語》作注,而此種為學之態度與方法,亦明顯受佛教影響,此亦為有趣的事。而唐宋以降,以迄民國,雲岡石窟寺附近之地,荒僻已甚;但在北魏之時,卻屬文教發達之熱鬧地區,今昔對比,判若雲泥,亦不可謂非有趣的事。這些有趣的事,正可以勾勒出一幅動人的圖畫,也可以譜寫出一首動人的詩歌,還可以描述出一篇動人的歷史。我覺得陳垣援庵先生的這篇文章確實將這些有趣而又動人的地方,建構成一篇成功的歷史叙事:資料出處交待得清清楚楚,各種論證有憑有據,確實是建構在堅厚基礎上的解釋與闡述;就是感情的流露,也是深沈含蓄,恰到好處。這些都可以說是歷史家的「大手筆」,不是大歷史家,是做不到的。至於,何以前人多未注意?或許在於閱讀之時,想像力不如援庵先生之豐富,對劉孝標及其時代之體會不如援庵先生之深刻,同樣的資料,難以讀出其有趣動人的所在,也就很難連綴建構起一篇漂亮的歷史叙事了。

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與本文提及的酈道元的《水經注》、李善的《文選注》,以及本文未提到的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後人稱之為「四大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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