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述精選之二十九:范文瀾2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如果用一句話回答,我想說的是:我們可以從過去的人世社會之中,學到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指何而言?難道是指四維八德這些昔日儒家強調的「德目」嗎?看起來好像很諷刺,其實,我並不反對這樣的說法,但我也必須說明,在我的認識中,「四維」的禮、義、廉、恥,和「八德」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就其本義來看,都是很好的理念,也是保證人世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甚至不斷進步的一些重要規準,我似乎找不到任何反對的理由。五四以來,魯迅以「吃人的禮教」對它大肆撻伐,指控的對象不是「真禮教」,而是假借它的名義,喪盡天良,做盡各種壞事的「假禮教」。魯迅的這番用心,可以肯定,值得讚賞;但我絕不相信,魯迅連「四維」和「八德」的本義也都堅決反對。

或許有人會說,「四維」和「八德」的教誨,應該是「公民與道德」這門課程的任務,或者國文課也應該多談一點,至於歷史課,目的在尋求過去的「真相」,不妨與「道德」的目標劃清界線。這個說法,我不同意,我認為歷史之中也應該談談人世間的道理。我有幾點想法:一、「做人的道理」不限於四維和八德,這幾項儒家德目以外,還有許多做人的道理,也應該在過去的世界中加以認識;二、做人的道理很像是人的「常識」,不是艱深的學問,不需要經過繁複的論證,更不是所謂學者的專利;三、做人的道理必然符合人世的「邏輯」,必然如同「邏輯」一樣的嚴謹,我們只有憑藉理性才能認識它、掌握它;四、人世的邏輯中,內心的活動至為重要,認識人們的內心活動,不可能只靠「證據」,相對來說,「神入」可能更為重要;五、理解過去人們的內心想法,不能離開他們活動的時代與社會,更要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與困難,同時,資料證據也是不可或缺的;六、人世的道理之中,應該包括人們生活的理想、終極的關懷以及對於核心價值的肯定與堅持。簡言之,學習歷史應該理解人世間的道理,時常銘記於心,遇到重要抉擇的時刻,知所進退,有所去取。就是在一般生活之中,這些道理也可以發揮引導或勸戒的作用。

舉個例子看看吧!五代十國,可以說是一個「天地閉、賢人隱」的黑暗時代,傑出人物一位也無。這樣的一個時代裡,人們如何待人接物、為人處世呢?馮道是這個時代裡最受矚目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我們能否看到「做人的道理」呢?不妨一試。我還是覺得范文瀾寫的歷史最好看,我們看看《中國通史簡編》中怎麼寫馮道吧!

 

自九○七年梁太祖稱帝,至九六○年周亡,先後五十四個年頭,中間經歷五個小朝廷。梁十七年算最長。唐十四年,按唐莊宗、唐明宗(無姓氏)、唐廢帝(本姓王)三人各一姓來說,換姓平均還不到五年。晉不足十二年,漢不足五年,周不足十圍。朝廷改換如此迅速,說明政權極不穩定,也就是武夫們劫奪得非常劇烈。周世宗是好皇帝,在位還不滿六年,就有人想奪取他的帝位。五代時武夫們除了彼此用武力相劫奪、懷惡心相猜忌以外,很少有其他關係。統治階級也有它的階級道德,五代時,道德完全破壞,善意相維持、推誠相信任的風氣根本不存在。武夫們分裂成毫無黏性的無數碎片,組成的朝廷,壞的固然很快就消滅,偶有較好的同樣不免於被劫奪,統治階級醜惡到如此地步,社會將無法得到安定。宋朝竭全力抑制武夫劫奪的惡習,使政權穩定下來、民眾免除戰亂的痛苦,在點上,應該肯定宋朝的貢獻。

構成統治階級的文官部分,醜惡並不亞於武夫們。文官的代表是馮道。馮道是五代時期著名的人物,是這個時期的特產,是官僚的最高典型。東漢有個典型官僚名叫胡廣,當時人們給他的考語,說「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廣熟悉典章,有辦事經驗,柔媚謙恭,不抵觸任何人。馮道所處環境比胡廣危險複雜得多,因之他的中庸手段發揮得更加充分。《通鑑》總括馮道的行徑說,「為人清儉寛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決斷)」。這和五代官吏無不貪暴放縱,明爭強奪的風氣有關,他就這樣被認為有「德行」,各朝都要重用他來安撫眾文官。他尤其擅長的手段是揣度勝敗,估量強弱,捨棄敗弱,奉迎勝強,按照時機做來,不過早也不過遲,被捨棄者來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適合需要,他就這樣避免危害,長享富貴。南朝劉峻作〈廣絕交論〉,說,小人以利相交,叫做利交。利交有五種方法,其中一法是量交,觀望形勢,計算利害,謀而後動,絲毫不差。馮道就是使用量交法最精的一人。「德行」加量交,使馮道成為特殊的官僚典型。想到馮道,就會想到官僚是多麼可憎的腐朽物。下面舉出他的一些事例。

馮道在唐末,投劉守光作參軍。劉守光敗死,投河東監宦張承業作巡官。張承業看他有「德行」和文學,薦給李克用,任河東度府掌書記。唐莊宗時任翰林學士,開始顯貴。唐明宗時,任宰相。從此儘管改朝換姓,他總不離將、相、三公、三師的高位。李從珂攻唐愍帝,兵到陝州,唐愍帝逃往河北。馮道為首相,準備率百官班迎,促盧導起草勸進文書。盧導不肯,說,天子還在河北,人臣那可輕率勸進。馮道說,「事當務實」。所謂務實,就是看準唐愍帝必死,李從珂必立。唐廢帝拜馮道為司空(三公之一),朝儀令掌祭祀時掃地的職事,馮道說,掃地我也幹。只要官位高,職事是什麼,他並不在意。晉高祖入洛陽,任馮道為首相。他要馮道出使遼國行禮,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階下恩,有何不可」。好個奴才的奴才!自遼國回來,大得信任,朝政都委馮道處理 。有一次,晉高祖問及軍謀,馮道答,「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守歷代成規而已。臣在(唐)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這是馮道保身的秘訣,守歷代成規不與聞任何擔干係的事情,正是一道避禍的護身符。晉高祖臨死,召馮道一人受遺命,使幼子石重睿拜見馮道,又使宦官抱石重睿置馮道懷中,意思是要馮道出力輔立石重睿。晉高祖死,景延廣主張立長君,立晉出帝。馮道一句話也不說,依然做首相。不久,出任威勝(鄂州)節度使。遼主滅晉,馮道自動入朝。遼主責問,你是那一種老子(老東西)?馮道答,「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遼主喜歡他能辱罵自己,使為太傅(三師之一)。漢高祖使為太師,官位達到最高點。郭威舉兵入開封,漢隱帝被殺,馮道破向來率百官班迎、奉表勸進的老例,改為奉百官朝謁,並且受郭威的拜禮。因為郭威設謀要誘殺劉贇,如果馮道冒昧勸進,必然受到郭威斥責。郭威派他奉迎贇。劉贇到宋州被拘,對馮道說,我這次敢來,因為你是三十年的老宰相,所以不疑有詐,現在事急,怎麼辦?馮道默不作聲,表現一副癡頑相。有人要殺馮道,劉贇阻止,說,這件事不干馮老翁。實際上,馮道固然不是同謀殺劉贇,但郭威的暗算,他心裡很明白,他替郭威立了這一功,回朝後仍任太師。周世宗出禦北漢,馮道力阻,周世宗發怒,看不起他,使他作山陵使,為周太祖造墳墓。馮道第一次打錯算盤,不免煩惱,葬事完了,他這條醜惡的生命也同時完了。馮道自號長樂老,作〈長樂老自敘〉一篇,叙述歷事四朝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師長做夫做父,都做營無愧色,只有一點不足(缺點),就是「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所謂大君,自然包括遼主在內,馮道心中,根本不存在中國外國的區別。哀莫大於心死,馮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他在五代,宋初有極高的聲望,《新五代史》載馮道死後,「時人皆共稱歎,以為與孔子同壽(馮道七十三歲死),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范質稱馮道「厚德稓古(同於古聖賢),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改變),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匡也」。《舊五代史.馮道傳贊》說「道之履行(行為),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氣量),深得大臣之體」。這都是怪異的議論,說明五代、北宋初的文官們,與馮道同樣是心死的人,正如歐陽修所說「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以馮道為代表的官僚風氣,對統治階級也很有害,宋人講理學,就是想改變馮道對士大夫群的巨大影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理學曾起著某些有益的作用,想然它是唯心主義哲學,根本性質是反動的。

 

范文瀾的這段叙述十分清楚,從五代的大致情況、主要特色講起,再及於馮道一生的主要事跡,最後則是對這位人物的評論。

五代是怎樣的時代?書中已有清楚叙述,這裡要作一總結,這是改朝換代十分迅速的時代,原因在於武夫掌政,道德完全破壞,以致社會無法安定。進一步問:那麼,文官呢?范文瀾說,文官的醜惡不亞於武夫,代表就是馮道。怎麼證明呢?范文瀾先說明當時的一般情形,再說馮道異於他人的特殊之處。我們應該注意,范文瀾不是平舖直叙地描述,而是借用了兩個歷史的典故,一是東漢的典型官僚胡廣,胡廣在漢質帝遭大將軍外戚梁冀毒死,議立新帝時,不敢支持李固為了漢室,擁立明君的主張,而是迫於梁冀的淫威,支持便於控制駕馭的小皇帝,即後來的漢桓帝。桓帝之立,讓漢朝無可避免地走入衰亡之途。范曄在《後漢書》寫到此事,稱胡廣「猶糞土也」,是極其輕蔑的。馮道較胡廣尤為不堪,那又要怎麼說呢?另一典故則是一篇文章,南朝劉峻的〈廣絕交論〉,用其中的意思,把馮道的處事手法,做了深刻的交待。而這兩個典故又歸納成兩個概念,德行與量交,就是馮道處事的兩大原則。這樣的寫法,發自深厚的文史修養,今天一般所謂的歷史學者,顯然是做不到的。

馮道做了哪些事?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歷史家可以選一些當時以及後世人們稱頌馮道的事,如對契丹耶律德光講的話,保全了中原百姓的性命等,來為馮道緩頰,那就讓我們來看看范文瀾作了怎樣的選擇。范文瀾擬了兩個選擇的標準,一是馮道為官的原則,就是如何保持將、相、三公、三師這樣的高位;二是保持高位的做法,就是「守歷代成規,不與聞任何擔干係的事情」。范文瀾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一個是郭威派他奉迎劉贇,劉贇相信他,還為他說好話,結果劉贇被殺,他卻因功而任高官。我想,范文瀾讀到這段資料,一定深有感觸。假設我們進入劉贇心中,可知他始終相信馮道,最後卻為馮道出賣,他若能理解事情原委,他會作何感想?左右身旁的人,眼見這一幕悲慘的情景,再也不能相信人世間還有「信任」二字可言。馮道的作為,實在令人寒心啊!我們可以看到,史事的選擇固然操於撰寫者手中,但所選史事的高下,卻是人人都看得到的,史家的高明與否也就昭然若揭了。請問:只寫一些表面的事情高明呢?還是寫到人們內心深處高明呢?我們從事情的表面,就可以看到人世間的道理嗎?還是只有觸及到人們的心靈,方能讓我們對於這些道理有所體會呢?我想,答案是十分明顯的。

關於馮道的評價,這篇文字中也有清楚的陳述。五代時,人們看馮道既有「德行」,又長踞高位,羨慕之餘,只有稱頌不已。到了宋初,人們的思想觀念尚未改變,對他依舊稱頌,說明這段時期儘管天下承平,人們的想法心態仍不脫前代窠臼。一直到七、八十年之後,北宋已進入中期,讀書人的自覺精神出現了,覺得讀聖賢書要擔負起天下國家的重任,識見提高了,思考深邃了,再看五代、宋初,自然多所不滿,對馮道的舊評價也就不能接受了。所以,任何不同評價,除了要看評論者所採的角度、立場,也要看看立論的深度、境界,其間自有高下優劣,是不能等同而視的。

范文瀾大概很不相信寫歷史要冷靜客觀,不宜流露好惡情感等,屬於「科學式史學」的信念。他寫的史書,口味很重,時時用重彩濃墨,表達心中的感受。如:「想到馮道,就會想到官僚是多麼可憎的腐朽物。」、「好個奴才的奴才!」、「他這條醜惡的生命也同時完了。」、「哀莫大於心死,馮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這樣的表述,您喜歡嗎?我覺得讀來很過癮,當然,這是很主觀的意見。

最後一段,有點意思。看他怎麼寫的:「以馮道為代表的官僚風氣,對統治階級也很有害,宋人講理學,就是想改變馮道對士大夫群的巨大影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理學曾起著某些有益的作用,當然它是唯心主義哲學,根本是反動的。」這段話分為前後兩部分,前面贊揚理學,後面說它是反動的,是不是前後矛盾?我覺得不是的。范文瀾的意思就在前面,但在高舉唯物主義的紅色中國,怎麼可以明白公開的讚美唯心的理學呢?所以,必須補上這條狗尾巴,這是明眼人都可以看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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