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歷史：名家論述選讀之十一（陳垣）
談到中國近代的史學大師，大家都會舉出王國維、陳寅恪，也不會忘了錢穆，但與陳寅恪齊名，並譽為「史學二陳」之一的陳垣援庵先生，就不太為人們記得。如果說看了嚴耕望的《治史答問》，知道有「史學二陳」之說，但因之而去讀援庵先生的著作，並從中得到讀史的好處，為數恐怕不多，這是一般的情形。如果，我們追究一下大家不讀援庵著作的原因，可以發現，他的書難讀，就好像王國維的著作很難讀，所以現在讀的人已經很少了，這是其一。援庵先生晚年，口頭上對馬克思史學的擁抱，以及對自己過去成就的否定，讓人深感遺憾，這是其二。但是，儘管著作難讀，但援庵先生在近代史學上的卓越成就，卻不容否認，其為近代史學大師的地位，並未有所動搖。蕭啟慶教授撰〈推陳出新的史學家陳垣〉一文，（載《新史學》十六卷三期，2005年9月）即做一全面的介紹。蕭教授指出：「陳垣致力於中國傳統史學的現代化，並運用現代化的考證史學方法，開闢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及元史等研究範疇，貢獻甚大。」對於這樣一位近代史學大師，我們應該有一點認識，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讀一點他的作品，當然我們知道不容易，內容與文字都有一定的難度，我們卻相信，閱讀這樣的論述，可以見識到「大家」的「手筆」，必然有助於對歷史學的認識。
雲岡石窟寺之創築者為沙門曇曜。曇曜不獨為石窟寺開山的創始者，亦為石窟寺譯經的創始者。曇曜《續高僧傳》有傳，他所譯者為：《大吉義神咒經》二卷；《淨度三昧經》一卷；《付法藏傳》四卷。《大吉義神咒經》，至今猶存。惟《淨度三昧經》及《付法藏傳》至七百三十年智
撰《開元釋教錄》時，已稱闕本。《付法藏傳》今亦不存；今所存者，為《付法藏因緣傳》六卷，亦雲岡石窟寺沙門吉迦夜所譯。吉迦夜當時係以曇曜所譯本為底本，而從新改譯，又在目上加「因緣」二字也。自吉迦夜譯本行，而曇曜譯本遂廢。以今存曇曜譯《大吉義神咒經》推之，曇曜所譯，較為樸僿，不如吉迦夜譯之文采，亦未可知。此與筆受人極有關，吉迦夜譯筆受人為劉孝標，孝標固南朝著名文學家也。
凡曾讀過《文選》中〈廣絕交論〉及〈辨命論〉的，沒有不知道劉孝標。劉孝標名峻，以字孝標行，平原人。《梁書》、《南史》皆有傳。他既是南朝人，如何會在北魏都城外雲岡石窟寺作譯經事業，此事說來極有趣，從前人多未注意。
我們若是單據《梁書》，不見得孝標曾作和尚。《梁書》本傳卷五十說：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南史》作劉寶）
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終夜不寐。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所謂宋泰始初者，泰始五年（四六九）也。泰始五年，為魏皇興三年。《魏書．獻文紀》：皇興三年「五月，徙青州民於京師」，峻之被徙，當在此時。但《南史》（卷四九）《峻傳》叙此事尤詳。《南史》稱：峻本名法武，父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兄名法鳳，則峻本名法虎，《南史》避唐諱，改虎為武也。《南史》又稱：峻徙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是峻曾出家為僧，與吉迦夜譯經，當在此時。唯《開元釋教錄》說吉迦夜譯經在延興二年（四七二），以泰始五年八月推之，延興二年，峻方十一歲，文學未必甚優。但吉迦夜譯經多種，未必一時譯成。峻之逃奔江南，《梁書》、《南史》均謂在齊永明中。據《文選．重答秣陵沼書》，李善注引峻自序，峻之逃還江南，實在齊永明四年（四八六）二月，斯時峻已二十五歲矣。八歲被略，至二十五歲，在魏凡十八年。此十八年中，正峻在魏都（今大同）讀書及譯經時也。《南史》又稱峻奔江南後，始「改名峻，字孝標」。其在魏時，名並不顯。但今《開元釋教錄》稱孝標
稱法武，蓋根據《大唐內典錄》，《大唐內典錄》蓋根據道慧《宋齊錄》。其所以稱孝標
稱法武者，蓋從孝標改名以後追稱之也。
孝標逃還江南後，有兩大著述：其一為《世說新語注》，引書一百六十餘種，至今士林傳誦。其一為《類苑》，一百二十卷，隋唐三志皆著錄。南宋末陳氏撰《書錄解題》時，始說不存。以今日觀之，孝標之注《世說》及撰《類苑》，均受其在雲岡石窟寺時所譯《雜寶藏經》之影響。印度人說經，喜引典故，南北朝人為文，亦喜引典故。《雜寶藏經》載印度故事，《世說》及《類苑》載中國故事。當時談佛教故事者，多取材於《雜寶藏經》，談中國故事者，多取材於《世說新語注》及《類苑》，實一時風尚。《南史》稱：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及峻《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其博洽見忌如此。其根底全植於雲岡石窟寺為沙門時也。
或疑孝標在魏都，雖有十八年，然魏都文化並不高，孝標雖勤，何從得書。不知魏時文化雖甚鄙野，然孝標被略至魏，正魏孝文振興文教之時，中原圖籍，必漸搜集，雲岡石窟寺新建，梵漢經典，正好貯藏。以今吉伽夜與孝標所譯諸經無一不存之例例之，則古剎保存經籍之功實大。
雲岡石窟寺今雖荒僻，然鐵路未通時，其荒僻較今日何止十倍。故雲岡雖有冠絕一時之雕刻，然見於文人題詠者絕少：《全唐詩》中，僅有宋昱一詩（第二函第七冊）。直到明萬曆末年（一六二零），始有吳伯與一詩，今刻石窟寺西階下。又到清朝，然後有朱彝尊、曹溶、胡天游等，或因游宦，或因游幕，偶然至此題詠。胡天游詩有「野客定難攜屐到，山禽猶自戀人啼」之句 （見道光《大同縣志》二十），其荒涼景況如此，想不到北魏在恒安建都時，雲岡之熱鬧又如彼也。然則文人之到雲岡者，實以劉孝標為第一人，注《水經》之酈道元當為第二人，其著作皆有名於世。可惜《雜寶藏經》能因佛藏而存，而《類苑》不能借佛藏而存也。
孝標之卒，據《南史》在梁普通三年（五二二），年六十。
這篇文字錄自〈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一文（原載《燕京學報》第六期），該文原本不長，這裡所錄幾乎已是原文的大部份。我們在讀它的時候，應該注意到的是撰者的一句話：「此事說來極有趣，從前人多未注意」。這時，我們要問：「極有趣」的事，指何而言？何以前人多未注意？從這裡出發，試著進入援庵先生心中，看看他所說的有趣之事，究竟為何。我覺得撰者看到劉孝標走過這麼多的地方，是有趣的事。孝標從平原（今山東省茌平附近）到中山（今河北省定縣），從中山到桑乾，即代都（今山西省大同），再從北方逃奔江南，他在二十五歲之前，到過這些地方，而且是長途跋涉，必然十分艱苦。劉孝標的名字，也是有趣的事，他原名法虎，因避唐諱（李淵祖上發跡者名李虎），改為法武，但此名何以不顯，可以作一解釋。劉孝標的成學，更是有趣的事，他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固然動人；但真正學問精進，緣於他出家為僧；當然這也與佛寺之中，各種經典圖籍收藏甚豐有關。而劉孝標學問之特色，在於所知極為博洽，所以能夠為《世說新語》作注，而此種為學之態度與方法，亦明顯受佛教影響，此亦為有趣的事。而唐宋以降，以迄民國，雲岡石窟寺附近之地，荒僻已甚；但在北魏之時，卻屬文教發達之熱鬧地區，今昔對比，判若雲泥，亦不可謂非有趣的事。這些有趣的事，正可以勾勒出一幅動人的圖畫，也可以譜寫出一首動人的詩歌，還可以描述出一篇動人的歷史。我覺得陳垣援庵先生的這篇文章確實將這些有趣而又動人的地方，建構成一篇成功的歷史叙事：資料出處交待得清清楚楚，各種論證有憑有據，確實是建構在堅厚基礎上的解釋與闡述；就是感情的流露，也是深沈含蓄，恰到好處。這些都可以說是歷史家的「大手筆」，不是大歷史家，是做不到的。至於，何以前人多未注意？或許在於閱讀之時，想像力不如援庵先生之豐富，對劉孝標及其時代之體會不如援庵先生之深刻，同樣的資料，難以讀出其有趣動人的所在，也就很難連綴建構起一篇漂亮的歷史叙事了。
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與本文提及的酈道元的《水經注》、李善的《文選注》，以及本文未提到的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後人稱之為「四大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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