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演變與發展

    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內則腐敗貧困，外則列強環伺，處於風雨飄搖，國將不國的窘境；這時，一所學校誕生了，它就是後來的清華大學。大家都知道，清華的開辦經費主要來自「庚款」，也就是清廷敗於八國聯軍，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中由美國退回，做為指定用途的那筆錢。

1青牛白馬木葉山

一個遼朝宗室的小男孩纏著奶奶，要奶奶講故事。「講什麼故事呢？讓奶奶想想看。嗯，講我們的祖先故事好不好？」

祖先的故事就是關於我們祖先是從哪裡來的故事。乖乖，坐好，聽奶奶講。

    陳寅恪大概是近代中國史家中學術名聲最為響亮的一位。余英時先生說：「陳寅恪先生（1890-1969）是本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史學家之一，這是五六十年來學術界所公認的。自從他1925年應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以來，他的天才和博學便不斷地在學術界傳播了開來，使他早在中年時代已成為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余英時又說，陳寅恪是一位道地的學院型人物，他的學術權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而這所謂的「四大支柱」，余先生指的是：一、博通多種古典語文如希臘、拉丁、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中亞和中國邊疆文字；二、他對西方古典文化的親切瞭解；三、他所掌握到的與史學有關的輔助學科遠比同時一般的史學家為豐富；四、最使學術界心折的自然還是他在中國文獻資料的掌握方面所達到的驚人的廣度和高度。（見余著〈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載《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7年）也就是說，陳寅恪是一位能夠博通多種古典語文，親切瞭解西方古典文化，掌握多種輔助學科，加上對中國文獻的熟悉既深又廣的歷史學家。我們可以說，陳寅恪的天才與博學，只能用「驚人」兩字來形容，想一想這四大支柱的任何一條，對任何一位歷史工作者來說，都是至為不易的事，陳寅恪同時兼有四者，真是太了不起了。

    陳寅恪真的很了不起。你可以看到，他把問題談得很深，他是不談史書中呈現的表面現象，而是談這樣的現象是怎麼會出現的；你再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運用最基本的資料，經過嚴謹的論證，作為他所提出的重要概念的有力佐證；你又可以看到，他提出來的這些原因的解釋，往往是最能反映時代特色的重要概念，而且是用一種結構或模式來呈現；你還可以看到，他是怎樣進入到人們的心中，有憑有據地展現出人物內心的幽微。你不信嗎？請你一讀下列有關唐太宗與魏徵的論述：

                  課堂選讀資料的講解                  張  元

《資治通鑑》是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煌煌二十冊的傳統史書，讀完一遍，要花多少時間啊！然而，讀這種經典大書，是不可以貪多貪快的，重要的地方必須停下來，仔細想想這樣的記載究竟傳達了怎樣的意含。我們只要多思考其時情景，多體會其人心意，非但覺得十分有趣，對於過去世界的認識，也將更為深刻。

    今年（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日，中國時報的社論橫跨整個版面，它的標題：「總統先生，你的選擇是什麼？--台灣正面臨關鍵的時刻」，看了讓人心頭一震。社論寫道：「今年是民進黨創黨二十周年。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台灣民主先輩在圓山飯店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歷史文件顯示，二十年前的組黨籌備係由已故的傅正先生大力促成。傅先生雖然不是出生於台灣，且曾於威權氣氛濃厚的政工幹校任軍職，卻毅然投身台灣的反對運動，獻身台灣民主改革。他在其『臨終遺言』中寫道：在歷經戰亂與高壓統治之後，『四十年來，我在台灣，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這是何等高貴的理想、何等堅貞的情操！」讀到這裡，想起我與傅先生的一次談話。

    民國六十四年，我到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書，認識了政治系的傅中梅教授。因為我們都住新店，坐校車，轉公車，經常遇見，初則寒暄，繼則隨便聊聊。沒多久，他說：「告訴你，我就是傅正。」我說：「你就是傅正？那可是久仰大名啊！」有一次，他問我：「你讀過《中國通史簡編》這書嗎？我最近在小發財車上販賣的盜版書中買了一部，真是好看，看得我都放不下來。」我說：「我當然知道這部范文瀾寫的書，我也很喜歡，我讀的時候，也是一直讀，一直讀，放不下手。」他說：「還有沒有像這部書一樣好看的歷史書？」我說：「沒有。在我看來，這是眾多寫中國歷史的書中，最好看的一部，可惜沒有寫完，只到五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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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 桃花源記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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